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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的标准与尺度

朱自清美文阅读网 166 0 2018-06-25 14:51:14
文学的标准与尺度

我们说“标准”,有两个意思。一是不自觉的,一是自觉的。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。我们应用这些标准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,但是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,并不衡量,只照样接受下来,作为生活的方便。

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,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。这种种自觉的标准,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多少经过我们的衡量;而这种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。本文只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“标准”,改称种种自觉的标准为“尺度”,来显示这两者的分别。“标准”原也离不了尺度,但尺度似乎不像标准那样固定;近来常说“放宽尺度”,既然可以“放宽”,就不是固定的了。这种“标准”和“尺度”的分别,在一个变得快的时代最容易觉得出:在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如此,在文学方面也如此。

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,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。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。做了官是大夫,没有做官是士;士是候补的大夫。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,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。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,大概可用“儒雅风流”一语来代表。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“儒雅”为标准,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“风流”为标准。

有的人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。这个得有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抱负,得有“怨而不怒”“温柔敦厚”的涵养,得用“熔经铸史”“含英咀华”的语言。这就是“儒雅”的标准。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,或寄情于田园山水,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。这个得有“妙赏”“深情”和“玄心”,也得用“含英咀华”的语言。这就是“风流”的标准。(关于“风流”的解释,用冯友兰先生语,见《论风流》一文中。)在现阶段看整个的传统的文学,我们可以说“儒雅风流”是标准。但是看历代文学的发展,中间还有许多变化。即如诗本是“言志”的,陆机却说“诗缘情而绮靡”“言志”其实就是“载道”,与“缘情”大不相同。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。“诗言志”这一个语在开始出现的时候,原也是一种尺度;后来得到公认而流传,就成为一种标准。说陆机用了新的尺度,是对“诗言志”那个旧尺度而言。这个新尺度后来也得到公认而流传,成为又一种标准。又如南朝文学的求新,后来文学的复古,其实都是在变化;在变化的时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。固然这种新尺度大致只伸缩于“儒雅”和“风流”两种标准之间,但是每回伸缩的长短不同,疏密不同,各有各的特色。文学史的扩展从这种种尺度里见出。

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,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。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。魏文帝的“论文”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《典论》里,陆机《文赋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创始,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。此后有了选集,这里面分别体类,叙述源流,指点得失,都是批评的工作。又有了《文心雕龙》和《诗品》两部批评专着。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,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。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,各有各的尺度。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“儒雅”那个标准,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,有的依据着“风流”那个标准,结果就是标新的文学。但是所谓复古,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;韩愈提倡古文,却主张务去陈言,戛戛独造,是最显著的例子。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。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,是有道理的,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。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,不是复古的,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;就从这语体上,分明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。

这种语体文学的尺度,如一般人所公认,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,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。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原也有这样一股支流,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学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。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这支流的一段,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,截取这一段来说是不正确的。汉以前我们的言和文比较接近,即使不能说是一致。从孔子“有教无类”起,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,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。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“士”,可是跟从前贵族的士不同,这些只是些“读书人”士的增多影响了语言和文体,话要说得明白,说得详细,当时的著述是说话的纪录,自然也是这样。这里面该有平民语调的参入,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的指出。汉代辞赋发达,主要的作为宫廷文学;后来变为远于说话的骈俪的体制,士大夫就通用这种体制。可是另一方面,游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马迁,却还用那近乎说话的文体作《史记》,古里古怪的扬雄跟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的王充,也还用这种文体作《法言》和《论衡》;而乐府诗来自民间,不用问更近于说话。可见这种文体是废不掉的。就是骈俪文盛行的时代,也还有《世说新语》,记录那时代的说话。到了唐代的韩愈,提倡“气盛言宜”的古文,“气盛言宜”就是说话的调子,至少是近于说话的调子,还有语录和笔记,起于唐而盛于宋,还有来自民间的词,这些也都用着说话或近于说话的调子。东汉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门阀,到了唐代中叶垮了台,“寻常百姓”的士又增多起来,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发达,所以那种详明如话的文体就大大的发达了。到了元明两代,又有了戏曲和小说,更是以说话体就是语体为主。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这股支派,努力想将它变成主流,但是这一个尝试失败了。直到现代,一个新的尝试才完成了语体文学,新文学,也就是现代文学。

从以上一段语体文学发展的简史里可以看出种种伸缩的尺度。这些尺度大体上固然不出乎“儒雅”和“风流”那两个标准,可是像语录和笔记,有些恐怕只够“儒”而不够“雅”,有些恐怕既不够“儒”也不够“雅”,不够“雅”因为用俗语或近乎俗语,不够“儒”因为只是一些细事,无关德教,也与风流不相干。汉乐府跟《世说新语》也用俗语,虽然现在已将那些俗语看作了古典。戏曲和小说有的别忠奸,寓劝惩,叙风流,固然够得上标准,有的却不够儒雅,不算风流。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,这两种本没有地位,所谓不在话下。不过我们现在得给这些不够格的分别来个交代。我们说戏曲和小说可以见人情物理,这可以叫做“观风”的尺度,《礼记》里说诗可以“观民风”;可以观风,也就拐了弯儿达到了“儒雅”那个标准。戏曲和小说不但可以观民风,还可以观士风,而观风就是写实,就是反映社会,反映时代。这是社会的描写,时代的纪录。在我们看来,用不着再绕到“儒雅”那个标准之下,就足够存在的理由了。那些无关政教也不算风流的笔记,也可以这么看。这个“人情物理”或“观风”的尺度原是依据了“儒雅”那个标准定出来的,可是唐代中叶以后,这个尺度似乎已经暗地里独立运用,这已经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达的尺度了。人民参加着定了这个尺度,而俗语的参入文学,正与这个尺度配合着。

说是人民参加着订定文学的尺度,如上文所提到的,该起于春秋末年贵族渐渐没落平民渐渐兴起的时候。这些受了教育的平民加入了统治集团,多少还带着他们的情感和语言。这种新的士流日渐增加,自然就影响了文化的面目乃至精神。汉乐府的搜集与流行,就在这样氛围之中。

韩诗解《伐木》一篇说到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正是“人情物理”,正是“观风”;这说明了三百篇诗的一些诗,也说明了乐府里的一些诗。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,自然周代的贵族也会如此的,可是这两句话带着浓重的平民的色彩;配合着语言的通俗,尤其可以见出。这就是前面说的“参加”,这参加倒是不自觉的。但那“人情物理”或“观风”的尺度的订定却是自觉的。汉以来的社会是士民对立,同时也是士民流通。《世说新语》里纪录一些俗语,取其自然。在“风流”的标准下,一般的固然以“含英咀华”的语言为主,但是到了这时代稍加改变,取了“自然”这个尺度,也不足为怪的。

唐代中叶以后,士民间的流通更自由了,士人是更多了。于是乎“人情物理”的著作也更多。元代蒙古人压迫汉人,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。真正领导文坛的是一些吏人以及“书会先生”他们依据了“人情物理”的尺度作了许多戏曲。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,但是还在暴君压制之下。他们这时却恢复了文坛的领导权,他们可也在作戏曲,并且在提倡小说,作小说了。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而形成的。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,但是又在外族统治之下,还不能恢复元代以前的地位。他们也在作戏曲和小说,可是戏曲和小说始终还是小道,不能跟诗文并列为正宗。“人情物理”还是一种尺度,不能成为标准。但是平民对文学的影响确乎渐渐在扩大。

原来士民的对立并不是严格的。尤其在文学上,平民所表现的生活还是以他们所“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的士大夫生活为标准。他们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够了,只羡慕着士大夫的生活,可又只能耐着苦羡慕着,不知道怎样用行动去争取,至多是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里;低级趣味是免不了的,但那时他们的理想是爬上高处去。这样,士大夫的文学接受他们的影响,也算是个顺势。虽然“人情物理”和“通俗”到清代还没有成为标准,可是“自然”这尺度从晋代以来已渐渐成为一种标准。这究竟显出了人民的力量。

大清帝国改了中华民国,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配合着“五四”运动画出了一个新时代。大家拥戴的是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就是民主与科学。但是实际上做到的是打倒礼教也就是反封建的工作。反封建解放了个人,也发现了民众,于是乎有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;前者是实践,后者还是理论。这里得指出在那个阶段上,我们是接受了种种外国标准,而向现代化进行着。这时的社会已经不是士民的对立,而是封建的军阀官僚和人民的对立。从清末开设学校,受教育的人大量增多。士或读书人渐渐变了质;到这时一部分成为军阀和官僚的帮闲,大部分却成了游离的知识阶级。知识阶级从军阀和官僚独立,却还不能跟民众联合起来,所以是游离着。这里面大部分是青年学生。这时候的文学是语体文学,开始似乎是应用着“人情物理”“通俗”那两个尺度以及“自然”那个标准。然而“人情物理”变了质成为“打倒礼教”就是“反封建”也就是“个人主义”这个标准,“通俗”和“自然”也让步给那“欧化”的新尺度;这“欧化”的尺度后来并且也成了标准。用欧化的语言表现个人主义,顺带着人道主义,是这时期知识阶级向着现代化的路。

“五卅”运动接着国民革命,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;于是“反帝国主义”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。抗战起来了,“抗战”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,文学自然也在其中。

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,民主运动发展,“民主”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,文学也在其中。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,“人道主义”那个尺度变质成为“社会主义”的尺度,“自然”又调剂着“欧化”,这样与“民主”配合起来。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。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。受教育的越来越多,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,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“民主”的尺度向前迈进的。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,都与生活配合着,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。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,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。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,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;特权阶级垮台以后,才能见到广度。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,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,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。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,去配合着高度深度,普及同时也提高,这才是新的“民主”的尺度。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,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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